正经，我们往往会在没落的时候显得异常愤世。这是鸦片战争带给国人的劣根性。自从我们的十八班武艺在洋人的火枪面前受到挫折以后，我们便开始了穿西服、留洋、说英语、用洋货、画西画等等。自此，有大批的进步分子试图将西方的月亮搬到中国，演绎了公牛挤奶的偏激。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过分使用拿来主义，低估了中国的国情，在变法失败后，最后落得个逃亡海外的下场。紧接着孙中山的革命的不彻底，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聘请苏联老大哥的帮忙指导的失败，已经证明了处理中国人的事情只能用中国人的思想。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解救了中华民族，并不是我们课本上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。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革命领袖中唯一一位没有留洋的领导者，他赶超李杜的文采、以及他纵览历史的眼界、和别人无法比拟的书法修养就已经证明他是一位纯粹的中国文人、中国政治家。特别是到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发和胡锦涛总书记的建设和谐社会，都是灵活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建设着一个愈来愈强大的新中国。事实是，在文化上中西根本谈不上合璧，也不大可能中西融合发展。合璧就是生搬硬套，融合就是变种。一直以来，这是好多进步分子和文人墨客的迷失之处。有一位画家这样告诉我，说吴冠中先生给他讲过，想成就一位大家，必须同时爬到中西的两坐山峰的顶端，然后才能汇成一个稳固的支点。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，但结果是吴冠中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，当然他的理论就只能等于零了。

迷途，现在我只能用这个词来诠释当今的现状再恰当不过，这是自卑后的堕落。以陈丹青为首的艺术家，将自己的全部交给了西方，还吹毛求疵的在中国一本正经的扮着一个救世主的角色，来拯救中国画，这种结果注定是失败的。原因是他根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知，缺乏对中国历史现状的了解，对中国艺术规律的悉心研究，以及缺乏博览历代名家真迹的眼界。注定他的一些不切合中国艺术发展现状的批评是遭人唾弃的。其实，在当代，像陈丹青这样的艺术家是当今艺术现状的一个写真。我已经说了，这不是一个人的错，而是外来文化的罪恶。历史往往是这样，一个伟大的诞生，必须有分子砸碎分母的牺牲。当然，陈丹青这样的艺术家就是这一牺牲品的典型。其实，如果把这一典型放大，我们会发现中国画正在哭啼。都怪这个世道，时人过分追逐名利，在强大的传统面前无能无力，只能拈轻怕重。出家、留洋、搞怪、批古、运动与叛逆等已经成为艺术家发展艺术的主题。当理智的底线荡然无存以后，有谁还会耐着孤独与寂寞面壁思过?可怕，人已经成了机器，只要能够正常运转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去做的。就像陈丹青说孔子霸占电视；鲁迅是民国的产物；徐悲鸿生逢天时地利等等，都已经说明这个现状异常恐惧。按照我的理解，中国的艺术现状已经被这样的事实笼罩着。美协和画院已经不是一个传道授业的场所，而是一所工厂，一所由中国“商人”主持的，中国“工人”参与的西洋工厂。他高举着中国传统的大旗，服务着西方。当这些机械的思维不停地蔓延到整个社会，人们对中国画的认识只能是科学而绝对的机械。一些所谓的对中国画的改造和突越、革新完全是出于生产上的理智和辩证。可悲，当西画的绝对理论已经渗透我们的大脑，我们便开始了否定传统。时人本着中西结合愚昧，开始着对自己的杀戮。

李小山，一位和陈丹青富有同样激情和意志的批评家，将西方的叛逆和自由显现的淋漓尽致。我认为，李小山和陈丹青虽然是两副躯体，可以归属于一个灵魂。这一灵魂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。原因是他们拥有着一样的叛逆和一样的自由，以及一样的绝对和一样的残忍。他们共同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清代以来的所有的中国传统，把中国传统看作迂腐陈旧的封建产物，把大师的作品看成懒惰的东拼西凑。倡导人们用绘画观念去改革中国画，让人们放弃那深不见底的中国传统，用勇气、胆量和力度来开创中国画的新局面。特别是李小山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，他在评价陈丹青的时候这样说：